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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创新可分为渐进型创新(或曰微创新)和突破式创新(或曰颠覆式创新)。前者用心即可有(如基于用户痛点的改进设计,成功者如MIUI的快速小步迭代),后者可遇不可求。

     

    2.    正因为可遇不可求的宿命论以及国内创新成本高昂的现实压力存在,所以国内互联网界长期走拷贝国外成功模式+逐步微创新的道路。突破性创新成为业界的“百慕大三角”。

     

    3.    突破性创新对绝大多数用户研究方法免疫。因为用户研究归根结底是基于用户现有经验(包括行为、心理、场景各方面)的研究,而突破性创新带来的是经验的跳跃。在用户经验与未来产品之间故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4.    我以为,消弭鸿沟的方法,是彰显设计的力量。与“历史”不同,“未来”无法被“研究”,因为它不是一种确定的、客观的存在;“未来”是由无数种可能性组成,需要各色创造性人物把某些可能性变为现实。所以说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是创造未来;未来需要被设计。

     

    5.    传统的UCD方法中,研究与设计被当成了两个相互割裂的活动。研究员了解历史场景下的用户需求,然后再传递给设计师,设计师基于这些抽象的描述来生成出一到若干个概念,然后加以完善、实现。这一线性流程中,未来没有被创造,只是历史得以继续。

     

    6.    所谓彰显设计的力量,就是创造性的设计活动融入早期的研究活动中,以挖掘和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在这里,设计师和研究员被当成了一体的角色:他既要深入用户的内心、洞察用户的需求,又要提出尽可能多的早期设计概念并与用户进行交流。这一过程就像交互环绕的DNA双螺旋结构,一条染色体是设计师/研究员的组合,另一条染色体是用户。体验大师Bill BuxtonSketching User Experience一书中展示了在创新早期使用草图方法探索未来可能性的重要性和威力,同样如IDEO等世界顶尖的设计公司也非常推崇快速原型化的方法。他们都认为,未来就是在这种短平快的反复试探中渐露轮廓。

     

    7.    当然用户的作用仍旧不可小觑。在所有的草图或快速原型出来之前,必须对用户进行深入地理解和洞察;随后,研究者又要将视觉化的创新概念与用户进行深入的交流——这一过程不能被看成是“验证”或者“测试”,而应是继续“建构”和“完善”;只要完美的创新概念还未成型,那么以上过程就应循环往复,不断迭代。

     

    8.    成功创新的关键在于有大量的备选项。这些备选项之间可以相互竞争、优胜劣汰,直至最优者脱颖而出。这就是为什么设计要尽可能进入早期的研究环节,为什么需要使用草图和快速原型方法,因为这是用最低成本来产出和探索大量创新构想的方式。法国体育用品公司迪卡侬在设计一款新产品时需要在一百多个概念中遴选,绘制至少数百张草图和故事板。

     

    9.     以上可以看成是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user-centered innovation)方法,它既强调用户的作用,又最大化了设计的功用。它是创新方法领域的中间派别。与其相比,偏“左”的派别强调“设计驱动的创新(design-driven innovation)”或天赋设计观(人人自诩乔布斯),忽视了用户的作用,所以这种观点激进而易走偏;偏“右”的派别以流行于北欧的“用户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或麻省理工管理学教授von Hipple的“领先用户(lead user)”观点为代表,认为用户可承担创新者的角色,但我觉得用户其实难当大任。所以我是中间派。

     

    10.  强调研究与设计在概念生成早期协同参与、反复迭代,意味着对传统UCD团队角色、分工与流程的颠覆。不论是产品创新还是体验设计,越来越不能看成是多道工序的组装,而是浑然一体又复杂融合的过程。相应地,从业者的知识结构与专业能力也应向多面手方向发展。

  • 大约在67年前,我看了一本让我热血沸腾的书:凌志军先生写的《成长》。讲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的一群天才们,如何从儿童一步步成长为世界顶尖的计算机科研工作者。看了那一个个天赋、奋斗和传奇的故事,一个个光彩夺目的名字——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沈向洋、张益肇、王坚,心生无限崇敬。之后的几年里,我偶尔会在媒体上看到一些关于这个研究院的报道,偶尔上一下研究院的官网和官博,看看这群天才们又做了些什么,只是崇敬越来越少,疑问越来越多。直到最近看了一篇盛赞研究院的媒体报道《创造未来的模样》,觉得是那么熟悉,和之前看《成长》的笔调是如此相似,突然豁然开朗,我终于想清楚我想追问的是什么了。

     

    这篇报道大力称赞MSRA的前沿研究成果,比如介绍了“走进清明上河图”沉浸式数字音画展示项目。可是我发现,和以前的各种报道一样,MSRA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永远只是一些DEMO,或者只是介绍又在SIGGRAPH上发表了多少篇论文。除了这次的“清明上河图”之外,我还想起了以前展示自然语言识别技术的“电脑对联”项目:用户输入上联,电脑自动给出下联。可是,用户需要这样一个高科技小玩意吗?用户需要“清明上河图”吗?这就是MSRADEMO的一个共通特点:所有的展示都只是为了凸显技术的先进性,而不是反过来,技术的先进性是为了人们的真实生活服务;MSRA提出的未来生活的各种场景,是基于研究者自己的想象,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切观察。所以当MSRA告诉我未来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会问,凭什么未来就是你说的这个样子?你所认同的技术发展的逻辑为什么就一定是正确的逻辑?

     

    报道里有这样一段话:

    微软亚洲研究院被定义为“后天”的研究。在微软的3大部门中,销售部卖今天的产品Windows 7Office 2010等,赚“今天”的钱;产品部研发下一代产品Windows 8,赚“明天”的钱;微软亚洲研究院做技术储备,赚“后天”的钱。在(院长)洪小文眼中,几乎每一个现在的应用都会有“后天”的情景:“IT界令人振奋的就是高于其他行业的创新速度,每天都要不断去想"后天"的创新。"后天"的研究到了后天,就变成了"今天",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得更长远。”

     

    看到这种关于“后天”的优越感和自豪感,我想笑又想哭。MSRA十多年了。对于MSRA来说,十多年里发生了什么?延揽了国内大量的计算机天才,发表了几百篇世界顶尖的论文,和一堆DEMO,当然,还在WindowOfficeKinnect里面做了些小组件。可是对于世界来说,十多年里发生了什么?是iPhone、是iPad、是facebook、是twitter,是如火如荼的移动互联网大潮以及大潮里无数个创新创业者。我最大的疑问是:难道这么多天才的头脑,真的就甘心于只做“后天”的研究,停留在自己臆想的未来世界里,难道真的不想做一款实实在在的产品,第二天就能改变世界?

     

    对于那些矢志改变世界的创新者来说,MSRA有他们眼馋的前沿技术:人机交互、语音识别、多媒体、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视觉……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项只要拿一小块成果出来,基于对用户需求的深刻理解,转化成产品,都可能成为杀手级的应用,而且由于技术门槛的存在,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追随者的竞争。而我看MSRA的那些DEMO,感觉就像看国足的临门一脚(抱歉我用了这样一个喻体),看着是近了近了,但总是射不中用户或者我们普通人的内心。

     

    写到这里,我想肯定会有不少好心人告诉我做“后天研究”对于人类的重大意义,比如今天的某某技术是基于50年前某某科学家的一个基础研究发现。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典型的逻辑偏差:我们从今天反推历史,当然能一眼看到当年某个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可是别忘了,50年前还有无数个基础研究沉睡在故纸堆中,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被所有人遗忘。同样,今天的基础研究,注定有95%以上在“后天”转化不成对人类有直接帮助的东西。尤其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面向“后天”的研究要想赚到“后天”的钱,谈何容易?

     

    微软亚洲研究院是国内实力最雄厚的计算机科研机构之一。不管怎么说,他们产出了很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培养了大批顶尖的计算机科研人才。可是反观我们国内的高校,做了些什么呢?无数教授、研究生满足于译介国外的理论,或者照着国外的研究方法再做一遍,就成了前沿成果,就发表了科学论文,就评了职称、拿了学位。我国现在每年培养的博士数量已经世界第一,每年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已经世界第二,国家拨款的很多科研项目不少已经千万级别,可我国仍旧是一个“经济大国”、“创新小国”,仍旧在“产业升级”、“制造业转型”的困境中苦苦盘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科学研究通常“不屑于”去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而是喜欢躺在学术圈子自行搭建的迷宫里。科研成就的高低取决于你所处的那个“科学共同体”给你的评价,论文的发表与否取决于同行评阅(peer review),而与普通人的需要与需求无关。科学的乐趣在于理论探索,但是只有极少数异常杰出的理论是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洞察,大多数理论只是更早期理论的衍生物,而这些理论大多已经跟现实相差甚远。所以,决定一个科研方向是否有前途的标准是其是否容易发表出更多的论文,取得更多同行的赞誉,而不是它是否能更好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让更多的人受益。

     

    现代科学的这一整套体系和模式已经延续了几百年,可是难道它就一定适用于现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吗?是否有可能做一些改良和优化?是否能基于对用户的理解和洞察来决定研究的方向,而不是科学理论自我繁衍的冲动?像微软亚洲研究院这样顶尖的研究机构,是否能做得更好一些,是否能放下天才的身段,花更多的功夫踏踏实实地去理解用户,做出几个让我们普通人都乐于使用的产品,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

     

    也许,这就是探索如何“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User-Centered InnovationUCI)”的意义。像芬兰这样的欧洲小国,自知在基础科学研究上无力与美日德等大国竞争,因此把UCI作为一项“国策”,鼓励企业去基于满足用户的需求、解决用户的问题来做创新。而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固然需要一些顶尖的科研机构去做大量的基础研究和基础创新工作,但是也应该鼓励更多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去做有价值的应用研究工作,使得这些研究能突破象牙塔的羁绊,能对用户和市场高度敏感,能灵活地规划和调整研究方向,以应对快速变化世界的挑战。

     

    “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作为一种创新战略,是时候开始了。